Friday, June 18, 2010

Chinese Foreword by Li Lu (Chinese Version of Poor Charlie’s Almanack)

一个偶然的契机,我遇到了终生的良师益友查理·芒格先生。初识查理是我大学刚毕业在洛杉矶投行工作时,在一位共同朋友的家里第一次见到了查理。记得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对谈话者常常心不在焉,非常专注于自己的话题。但这位老先生说话言简意赅,话语中充满了让你回味无穷的智慧。

【《中国企业家》杂志】20多年前,作为一名年轻学生只身来到美国,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后来竟然从事了投资行业,更没想到机缘巧合有幸结识了当代投资大师查理·芒格先生。2004年,芒格先生成为我的投资合伙人,自此成为我终生的良师益友。这样的机遇恐怕是过去做梦也不敢想的。
1996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并于1997年创立我的投资公司,自此开始了我的职业投资生涯。从那时到现在,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理念上基本上还是遵从一些“坏理论”。比如他们相信市场完全有效理论,因而相信股价的波动就等同真实的风险,判断你的表现最看重你业绩的波动性如何。而在我看来,投资股市最大的风险其实并不是价格的上下起伏,而是你的投资未来会不会出现永久性的亏损。单纯的股价下跌不仅不是风险,简直就是机会。不然哪里去找便宜的股票呢?然而我发现,表面上那些成名的基金经理接受巴菲特/芒格的理论,而且对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但在实际操作上却根本是南辕北辙,因为他们的客户也是南辕北辙的。他们接受的还是一套“波动性就是风险”、“市场总是对的”这样的理论。
直到我们认识的第七年,在2003年一个感恩节的聚会中,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推心置腹的交谈。我将我投资的所有公司,我研究过的公司以及引起我兴趣的公司一一介绍给查理,他则逐一点评。我也向他请教我遇到的烦恼。谈到最后,他告诉我,我所遇到的问题几乎就是华尔街的全部问题。整个华尔街的思维方式都有问题,虽然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但在华尔街上却找不到任何一家真正模仿它的公司。如果我继续这样走下去的话,我的那些烦恼永远也不会消除。但我如果愿意放弃现在的路子,想走出与华尔街不同的道路,他愿意给我投资。这真让我受宠若惊。
我于是进入到投资生涯的又一个黄金时期。我无须再受华尔街那些投资者各式各样的限制。虽然数字依然上下波动,但最终结果却是大幅度的增长。新的基金从2004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底,除去营运成本外,每年的复合回报率超过36%。而自1998年1月原基金创建开始计算,每年的复合回报率则超过29%。12年间,回报增长超过20倍。
一次,一位漂亮的女士坚持让查理用一个词来总结他的成功,查理说是“理性”。然而,他对理性有更苛刻的定义。正是这样的“理性”,让他具有敏锐独到的眼光和洞察力,即使对于完全陌生的领域,他也能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质。巴菲特把查理的这个特点称作“两分钟效应”——他说查理比世界上任何人更能在最短时间之内把一个复杂商业的本质说清楚。伯克希尔投资比亚迪的经过就是一个例证。记得2003年我第一次同查理谈到比亚迪时,他虽然从没有见过王传福本人,也从未参观过比亚迪的工厂,甚至对中国的市场和文化也相对陌生,可是他当时对比亚迪提出的问题和评论,今天看来仍然是投资比亚迪最实质的问题。
查理喜欢与人早餐约会,时间通常是七点半。记得第一次与查理吃早餐时,我准时赶到,发现查理已经坐在那里把当天的报纸都看完了。虽然离七点半还差几分钟,但让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等我让我心里很不好受。第二次约会时,我大约提前了一刻钟到达,发现查理还是已经坐在那里看报纸了。到第三次约会,我提前半小时到达,结果查理还是在那里看报纸,仿佛他从未离开过那个座位,终年守候。直到第四次,我狠狠心提前一个钟头到达,六点半坐那里等候,到六点四十五的时候,查理悠悠地走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摞报纸,头也不抬地坐下,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以后我逐渐了解到,查理与人约会一定早到。到了以后也不浪费时间,会拿出准备好的报纸翻阅。
查理非常欣赏孔子。我有时会想,若孔子重生在今天的美国,查理大概会是其最好的化身。若孔子返回到2000年后今天的商业中国,他倡导的大概会是:正心,修身,齐家,致富,助天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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